我不喜欢人群，但是我喜欢观察人群。——一位知识分子的自白。
回顾：知识分子与文人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分类，有太多的书籍和文章已经描述过，大体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变革有两种看法，第一，知识分子应该努力推动社会变革，自己利用自己高屋建瓴的思维能力去改变世界，比如哈维尔，马克思，萨义德，萨特等等，当然少不了王守仁以及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第二，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做一个社会的观察者，只提出意见建议，绝不以身涉险，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博尔赫斯，理查德罗蒂之类的文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往往如此。
关于第一类知识分子，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已经有了精当描述，《1984》的作者奥威尔有一个论点非常经典：“主张文学脱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当然，认为文学和政治有关本身也是一种文艺观。）关于第二类知识分子，曾经投身实践而又退出的梁漱溟表示：“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而瞿秋白更为直白：“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知识分子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似乎总是扑朔迷离的，他们欲拒还迎，又迎头而上；在他们似乎要退却的时候，却可以毅然一身赴死；他们受到挫折时，又会退居草庐潜心学术；无怪乎北宋刘挚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
那么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么办？中国的传统观念也是分化的，既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出世想法，也有经世致用意气风发衣锦还乡的入世想法，也有“避世金马门”的身在其中心在其外，也有“终南捷径”的身在其外心在其中，也有东林书院那样民间意见影响全国走向，也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智大勇，更加不缺乏“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的管你去死。
不过，知识分子具有如下特点：一、对人类怀有悲悯之心；二、对自己所在的族群怀有责任感；三、对社会文化具有敏锐洞察力和责任感；四、对政治经济怀有警惕心；五、关心热爱自己，同时愿意为自己心中的理想献身。
这些特点的摇摆，导致了知识分子众多的表现方式。这些行为的背后，是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个体与自己的其他部分的博弈。有的人会输掉，比如郭沫若，有的人会胜利，比如杨涟。
知识分子有时候会犯错，出于功利或者只是出于心急，在自己并不了解的领域发表幼稚的见解，不管什么事情都请来专家言论，其实是一种社会低智的表现。首先，常识就是常识，无需借助专家的嘴说出来而更有分量；其次，专家在自己不了解的领域的言论，和任意民众的言论，本质上没有区别；最后，知识分子作为专家的身份在群体中，会成为群体的一部分，其冲动、易怒等特质和群众没有分别。
知识分子的经验
雨果曾经在面对拿破仑时，产生一种如同神迹一样的敬仰之感。这不妨碍他在《碎石集》中写下“神圣的罗马大道，也将像小孩子用木棍在沙子上画的道道一样，从地面上消失”这样具有对历史的深刻洞见的言语。
陈白沙曾经说：“道不行，虽普济群生，一匡天下，不害为私意。”——如果“道”不昌明，就算有人普济天下，匡扶正义，其实也不过是为了自己。所以他得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命题：“为学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此是举足第一步。”这样的思维，直接影响了整个明学，以及后来的中国，日本，韩国。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深刻责任感，从此时起，成为了一生中无可回避的大问题。此前“归隐-出仕”的二元结构，从此时开始，变为了“天下如此，怎能不出仕？”（左光斗非常明确地喊出了这句话：“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由此，归隐的选项几乎不再存在。
在这里可以看到（大众的）“政治的公众生活”对于（知识分子的）“私人的精神生活”的侵犯，亦即福柯所谓权力对于知识的驯化，这是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之一。在中国，自然不例外。
东汉的宗世林，非常鄙视曹操的为人，等曹操当了大司空，问：“我现在有资格和您结交了吗？”宗世林回答：“松柏之志犹存。”依然故我。而后来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明确地成为了政治派别，而非以往太学生、党锢之类的政治派别，是纯乎以同一政治理想（而非学术理想）结社的组织。其实这在宋朝沈括对于苏轼的陷害就初现端倪了。然而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确并非政治家，他们没有政治家的觉悟，所以浙党楚党等知识分子集团，在失势后，也媚上而成为阉党，失去了政治操守，更失去了学术操守。——这是阉党最为人鄙视的地方，因为他们已经背弃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故而千载之后，人们可以同情赵孟頫，而不得不鄙视张瑞图。人们不得不为拜伦可惜，而为君特格拉斯叹息，而愈发崇敬维特根斯坦。
黄宗羲在总结了整个明朝的知识分子从政、结党、失败、成功的历史后，说：“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於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虽然这里的“学校”近乎后世的“学术界”、“专家团”、“大学生联盟”等概念，但是其构成是知识分子的特征并无改变。“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学校。”——这是黄宗羲对于政治体制中知识分子所处地位的最明确描述，所谓知识分子，正是制定“是非”的人。
不过，“天下非有公是也，而是其所是。”在专业壁垒森严，学术交叉多样，术语纷繁芜杂的今天，知识分子的意见往往无法也不能统一。知识分子作为智囊团，其作用已经被知识分子自己的习惯消解了很多。佛谚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知识分子把握着对是非的严格判断，自己不可避免的沾染到所见事物的是是非非。在认识学习政治上的是是非非时，很多知识分子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无法另辟蹊径来真的为社会做出自己的建议。
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甘于清贫一心向学的人了，尤其在某些不尊重知识的国度。
然而知识分子还是需要推动社会的变革（不一定是进步），他们只能分出自己宝贵的一部分私人空间，减少一些对于关乎人心宇宙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去投入到社会问题之中。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转身回到书斋，照样写自己的春秋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应该喊口号，更应该远离任何喊口号的人。
知识分子将是社会变革的先声，而非中流砥柱。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故事开头，应该是“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中间是“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而结局终究是“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独留下“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一些关于人、关于宇宙、关于社会的一些思考。
我们时代的精神分裂症
当今时代有着一种深刻的断裂，阶层与阶层间的话语差异，学术门类与学术门类间的语词差异，对同一事件社会不同人士分歧极大的误读，普及知识必然导致过度阐释，而实用主义的现代社会又更是贝叶斯定理的表现——根据新发现的证据不断调整自己的最初论点。如今有人能初衷不改吗？
所谓初衷，也就是某种追寻所谓“道”的心理。不管是求诸本心也好，格于外物也罢，还是濠濮之间冥想，抑或枯坐禅房打坐，还是纯粹理性思维，哪怕是耶稣启示，最初的人们都是为了追寻一些关于人关于宇宙关于社会的一些深刻的道理。如今的人性，愈加在生存竞争中流于呈现最实用的考量，从而愈加缺乏关注长远的人。
知识分子本该充当关注长远的角色。知识分子总该在所有人激动冲向前时，孤独地站在路边，眼神干枯，充满忧虑地说：“前面危险！”这是知识分子的永恒形象。知识分子希望在一条非世俗的路上达成自己的永恒。
考察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往往呈现出我们时代特有的精神分裂状况，大众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电视上为公众卫生问题的慷慨激昂，下一瞬间却发现他在私人生活领域和妻子断绝关系，再过两天又看到他在大学讲堂上的忧国忧民。这些似乎不同分类的人格表现，构成了浮光掠影的末世景象，人们不禁要怀疑，哪个才是真正的人？
人性问题，从来都在细微的领域受到广泛的关注，而在最需要思考的时候被忘记。人性几乎不会改变，人性也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人性的根本，推动着社会的变化，社会不过是复杂人性的表面战争。
当今社会，哪有一个艰难决定，哪有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样决定民族命运之战，现代社会的一切变化，只是人性的心灵之战。——英国打败西班牙成为西方霸主，欧洲动荡数十年；英国打败中国成为世界霸主，世界动荡百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世界大战两次；苏联挑战美国霸权，千万人赴死。在这些空洞的数据中，我们看到的，只有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争夺，战场上刀枪相见的敌人，下一秒就可以坐在谈判桌前媾和。时代的表征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思考，而人们却对一切充满怀疑。
在民众已经拥有一定知识水平，而匮乏对具体学问的了解的现代社会，深谙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分子显得尤为重要，当代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成为公众知识分子，这是危险的。知识分子本当出自内心，而不是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无论是强势的，还是弱势的），换言之，知识分子应该永久保持中立，同时以审慎的态度，根据自身对于人性、社会、宇宙的洞见推动社会的思想革命，为真正野火燎原的社会变革做出哲学准备。
对社会上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应该重新被赞扬；对社会下层，“敲门试问野人家”，这似乎才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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